改建日军俘虏:扶桑兵并非我军真正冤家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虏5096人,新四军俘虏2022人。另外正面战场上也有部分日军俘虏。由此可见,日军虽然顽固,但仍然有百分之三到七的被俘率。

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内容是:1.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必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改造日军战俘的仁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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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日军比较顽强,难以被俘。到了战争后期来,投降、甚至投诚的日军就相对多一些。比如新四军在1944年的车桥战役中,一战就俘虏了22名日军。1944年,甚至有一个排的日军预谋枪杀日军军官来投降新四军,但是不幸被发现。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虏5096人,新四军俘虏2022人。

“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

走进抗战帷幕 探密瓦解敌军

在1939年之前,八路军没有自己的战俘管理机构,俘虏的日军都转往国民党宝鸡战俘管理所,据统计转移的俘虏共有300多人。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尽管消灭了千余名日军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虏。当时的日军官兵受军方欺骗宣传,非常顽固。八路军战士背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去抢救,反而让日军士兵将耳朵咬掉。那时,日军伤兵只要有一口气也要与我军战士拼命,直到战死为止。

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虏5096人,新四军俘虏2022人。

日俘何以成为八路军战士?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开始增多。为教育感化他们,八路军在延安设立日本工农学校。该学校于1941年5月15日正式举办开学典礼,第一批入学的战俘有11人。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俘获的部分日军官兵被陆续送往延安教育管理。

平型关战役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场上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名,其中有少将特务大本青,还有尉官、教官、医官、指导官8名,军士和士兵50多人;1941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俘获日军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120师俘获日军100多人。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尽管消灭了千余名日军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虏。当时的日军官兵受军方欺骗宣传,非常顽固。八路军战士背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去抢救,反而让日军士兵将耳朵咬掉。那时,日军伤兵只要有一口气也要与我军战士拼命,直到战死为止。

今年,一部热播日剧《红十字——女人们的红纸信》在中日两国同时引发热议。由女星松岛菜菜子饰演的主角“天野希代”,原本是关东军佳木斯野战医院的一名护士,亲眼目睹了“帝国军人”凶残对待伤员的暴行。被俘后她主动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我军转战了半个中国直至全国解放,随后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精心呵护志愿军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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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的日军也从无到有。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忍受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两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822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达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一把,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宪兵伊山志雄的父亲、哥哥被强迫征兵后战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强迫送到中国战场当军妓,受尽凌辱,伊山志雄满腔悲愤地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童山部队中的6名朝鲜籍士兵向新四军投诚;驻守南京的18名日军士兵,准备集体向新四军投诚,后因消息走漏,被日军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县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在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与新四军并肩抗日。日军向八路军投诚的也不鲜见。

平型关战役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场上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名,其中有少将特务大本青,还有尉官、教官、医官、指导官8名,军士和士兵50多人;1941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俘获日军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120师俘获日军100多人。

该剧播出后,在获得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发少数观众的质疑,对这些积极帮助八路军的日籍军人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当时不仅在我军野战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军医和护士,还有更多被俘日军官兵在经过教育改造后,纷纷举起反战的旗帜,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行列。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我军瓦解敌军的政策。

据说,这些战俘刚来的时候抵触情绪很重,认为八路军会用严刑拷打对待他们。但是,八路军有待战俘,并没有任何虐待战俘的事情发生。在送往延安的路上,八路军战士甚至会背着受伤的日本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日军俘虏工作作出指示:对于俘虏的敌军士兵,不但不应加以杀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优待,以争取其同情,然后有计划地派回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的日军也从无到有。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忍受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两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822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达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一把,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宪兵伊山志雄的父亲、哥哥被强迫征兵后战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强迫送到中国战场当军妓,受尽凌辱,伊山志雄满腔悲愤地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童山部队中的6名朝鲜籍士兵向新四军投诚;驻守南京的18名日军士兵,准备集体向新四军投诚,后因消息走漏,被日军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县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在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与新四军并肩抗日。日军向八路军投诚的也不鲜见。

八路军举行日俘欢迎会

据说,当时八路军对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按照军团以上干部待遇给予优待,伙食标准每人每月36斤细粮,3斤肉。在战时物资紧张的延安,待遇之优厚可见一斑。

“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日军俘虏工作作出指示:对于俘虏的敌军士兵,不但不应加以杀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优待,以争取其同情,然后有计划地派回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充满信心的预言

该学校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撤销,日本工农学校累计教育了约500多名日军战俘,先后有100多名学员从事敌后统战工作,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从战争分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1937年10月6日,总政治部根据平型关战役日军士兵抗拒受俘的事实,再次发出指示:“对敌之俘虏应加以优待,伤兵应给以医治。在火线坚决拒绝之敌人自应杀伤,但已被缴枪俘虏者即应多方面加以政治宣传后,再行处理,不应因其拒绝再行加害。”

“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由于日寇抵死不降,没有抓到一名俘虏。时任第686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的欧阳文回忆:“我亲眼看着我们团的一个副营长背起一个鬼子伤员往后走,结果被鬼子把耳朵咬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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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10月6日,总政治部根据平型关战役日军士兵抗拒受俘的事实,再次发出指示:“对敌之俘虏应加以优待,伤兵应给以医治。在火线坚决拒绝之敌人自应杀伤,但已被缴枪俘虏者即应多方面加以政治宣传后,再行处理,不应因其拒绝再行加害。”

1937年暮秋,第129师官兵在晋东北驻地遇到一个被打散多日的日本兵。他蓬头垢面,正伏在池边喝水。大家反复警告:“缴枪不杀”,可他听不懂中国话,负隅顽抗,冷不防射倒我数人,不得已只得将其击毙。

毛泽东还指出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面对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及“大和民族优越论”长期影响的顽固敌人,1937年10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平型关战斗和游击部队经验,日敌非拼死不肯缴枪,这虽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也是使敌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敌军中的政治瓦解削弱敌人战力并推动友军学习,就成为当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同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内容是:1.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必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毛泽东还指出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然而,最初的工作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对作战对手了解不够,宣传内容和方式的针对性不强。“举行兵变”“投入八路军来”“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等一系列远离实际的口号,反而引起日本兵的反感。一部分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对日军的残暴罪行深恶痛绝,对日俘有严重的对立和报复情绪。当时在第120师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的冯先民送日俘去延安学习途经兴县就遭遇尴尬:“兴县刚受日军扫荡之害,‘三光’政策使村子十室九空。村民见到日军俘虏,情绪激愤,有的冲上来就打。我和押送的一个警卫班竭力阻拦、劝解,弄得筋疲力尽。后来,我对众人说这是毛主席制定的宽俘政策,是贺司令员让我们送他们去延安上学,毕业后再上前方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的,群众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1938年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有鉴于“日军士兵在作战后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后归队者皆被枪杀”的情况,发布了关于俘虏政策的新规定:“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以外,其余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很好影响,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得超过3天。”

同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内容是:1.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必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宣传上,“印刷一两句口号那样太短的传单,并不有效,但太长了,却难于阅读,一般以日文六七百字为理想标准。再者,一张传单里,不要写很多内容,强调一个内容的方法最好。文章体裁和字句,要和一般的新闻杂志一样,不要党八股和外国化的东西,不要满篇理论,以能感动人者最好,文章要写得像日本文。”宽待俘虏上,各部队把端正干部战士对俘虏的认识作为政治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对违反俘虏政策的事件进行严肃查处。同时,针对日军生怕自己的欺骗宣传被日俘揭穿、抗战初期对作战后失去联络一周以上的士兵归队后皆加以杀害的情况,八路军总部规定:今后俘虏之日军士兵,不论其表现如何,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超过3天。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部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使全军俘虏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于当年7月7日发布命令指出:“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彼等多在日本军阀欺骗与强迫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弟兄待遇彼等。我军如有指战员违犯此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地予以方便。六、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为确保俘虏政策的贯彻落实,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谭政联署发出指示,具体规定了俘虏工作的纪律,要求全军切实贯彻执行,“如有违者,不论有意无意,均须执行处分,从警告禁闭直到送军事法庭”。

1938年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有鉴于“日军士兵在作战后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后归队者皆被枪杀”的情况,发布了关于俘虏政策的新规定:“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以外,其余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很好影响,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得超过3天。”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并充满信心地预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
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

新四军成立后,除坚决贯彻毛泽东有关俘虏工作的指示和总政治部的规定外,新四军政治部还制订了《敌军工作纲要》等许多适合新四军的补充规定,使战俘政策更加完善。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部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使全军俘虏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于当年7月7日发布命令指出:“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彼等多在日本军阀欺骗与强迫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弟兄待遇彼等。我军如有指战员违犯此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地予以方便。六、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为确保俘虏政策的贯彻落实,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谭政联署发出指示,具体规定了俘虏工作的纪律,要求全军切实贯彻执行,“如有违者,不论有意无意,均须执行处分,从警告禁闭直到送军事法庭”。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对敌宣传攻势,很快成为瓦解敌军的利器。

对日军战俘的生活,八路军也作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其要点是: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津贴费,每人每月5元;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

新四军成立后,除坚决贯彻毛泽东有关俘虏工作的指示和总政治部的规定外,新四军政治部还制订了《敌军工作纲要》等许多适合新四军的补充规定,使战俘政策更加完善。

1939年3月,舒同在《晋察冀军区部队最近政治工作概况》中统计,两个月内,4个分区共写标语21370条、散发传单79000份,“凡是接近敌人的房屋、树林、厕所、室内外,
差不多满布起来了,并相当带艺术化。”不少日军士兵捡到我军的宣传品后偷藏在身边经常翻看,有的把标语抄在日记中,有的把传单寄回国内家中。被俘和投诚日军中,一半以上带着印有“持此通行证,我军保障诸君生命安全,并以同志对待”内容的通行证。

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则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1942年抗战最艰难岁月,平时保证日军战俘每天吃一餐白面。彭德怀副总司令很关照日俘洗澡的习惯,要求各部队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问题。

对日军战俘的生活,八路军也作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其要点是: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津贴费,每人每月5元;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

利用夜暗条件,对日军碉堡或据点进行喊话、唱日本歌曲,被我军形象地称作“上夜课”。1943年深秋,反战盟员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敌人正想开枪,石田雄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了起来:“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日本士兵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们很难受。”

365bet手机备用网址,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战俘多次要求取消特殊照顾,与八路军官兵同等对待。

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则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1942年抗战最艰难岁月,平时保证日军战俘每天吃一餐白面。彭德怀副总司令很关照日俘洗澡的习惯,要求各部队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问题。

给前线官兵送慰问袋是日本的风俗。日军侵华初期,日本士兵平均每人每年收8至12只,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1年,每人每年仅能收到3只,所装物品质量也大大降低。针对这种情况,我军每逢春节、樱花节、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都将装有烟、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问信的慰问袋分送至各日军据点外,借机开展政治宣传。1943年4月,八路军渤海军区敌工科的同志折了几支含苞待放的樱花和慰问品一起装进袋子里,夜间放到陇海路北侧东海县桃林镇敌军碉堡外,然后喊话离开。第二天一早,再安排亲我的伪镇长派人将慰问袋送进碉堡。日本兵谁也不敢动,怕有爆炸物,就让送去的人退到碉堡围墙外解开袋子,里面有烟、酒、樱花、慰问信,还有一首根据唐朝诗人杜牧名作《清明》改写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堡上官兵欲断魂。樱花美酒何人送?岭树村烟八路军。”后来,据伪镇长反映,日军小林队长看了信和诗后情绪低落,对前途感到茫然。

与日本共产党创办工农学校

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战俘多次要求取消特殊照顾,与八路军官兵同等对待。

1941年,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还在延安广播电台开办了每周2次的日语广播,主要报道太平洋战况,以及在延安的日本人的生活情况和边区情况,驳斥日军的欺骗宣传等。八路军日籍女战士原清志成为最受日军欢迎的播音员。她1937年3月来到中国,11月参加八路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和日本已故革命领袖片山潜的遗像,两旁挂满了延安各界送来的贺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题词。来自延安党政军的两千多人和许多日本人欢聚一堂,在这里共同庆祝日本工农学校首批学员的开学典礼。

与日本共产党创办工农学校

面对我军强大的宣传攻势,日军喟叹:“中国军与武力战并行的思想战,其巧妙令人佩服。”“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大会在国际歌中开始,日军战俘、工农学校首批学员代表森健首先致辞。他代表全体学员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对他们的不杀之恩,感谢对他们兄弟般的关怀和耐心教诲,使他们理解了战争的本质,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代表全体日本学员宣誓:“我们决心在日本工农学校里努力学习,绝不辜负各位同志的希望,我们要在学完规定课程之后,为早日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在日本建立和平民主主义的人民政府而全力以赴,如有需要,我们决心随时与八路军肩并肩地与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

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和日本已故革命领袖片山潜的遗像,两旁挂满了延安各界送来的贺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题词。来自延安党政军的两千多人和许多日本人欢聚一堂,在这里共同庆祝日本工农学校首批学员的开学典礼。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

接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讲话。他说,日本人民和士兵现在多数还受着欺骗,但他们会觉悟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样,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

大会在国际歌中开始,日军战俘、工农学校首批学员代表森健首先致辞。他代表全体学员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对他们的不杀之恩,感谢对他们兄弟般的关怀和耐心教诲,使他们理解了战争的本质,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代表全体日本学员宣誓:“我们决心在日本工农学校里努力学习,绝不辜负各位同志的希望,我们要在学完规定课程之后,为早日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为在日本建立和平民主主义的人民政府而全力以赴,如有需要,我们决心随时与八路军肩并肩地与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

从敌人到同志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接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讲话。他说,日本人民和士兵现在多数还受着欺骗,但他们会觉悟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样,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

由于我党我军深入贯彻宽待俘虏政策,通过采取尊重其民族和生活习惯、对有伤病的日俘及时进行治疗、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给予物质生活优待、安排部队领导人接见、召开日俘欢迎欢送大会等多种方式,解开日俘的心结,戳穿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使成百上千的日军官兵纷纷举起反战的旗帜,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行列。这些日俘还先后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掉转枪口对准日本法西斯。

创建日本工农学校最初是日本共产党建议的。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从苏联到了延安,他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他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这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1939年1月的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名日俘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当年11月,杉本一夫又联合其他6名日俘建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野坂参三于1940年10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俘虏。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创建日本工农学校最初是日本共产党建议的。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从苏联到了延安,他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他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这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杉本一夫被俘前叫前田光繁。刚被俘时,八路军战士给他讲“共产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声称“不杀就糟了,你们不杀,那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予他生活上的优待,渐渐地,杉本一夫的思想开始动摇。当他在行军中亲眼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就像是他自己干了坏事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

日本工农学校培养的都是日军战俘中的优秀者,他们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个抗日战场自愿而来。工农学校根据日本学员的文化程度、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分别编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野坂参三于1940年10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俘虏。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参加八路军那天,朱德总司令走上台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衷心欢迎这3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这也让山本惊喜不已:“我们深感朱德总司令等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对日本俘虏的转变和进步是多么关心呐!”“作为俘虏,我们深感十分幸运。不妨反过来想一想,日军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是否能特意去会见俘虏,与他们亲切交谈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初级班招的是被俘时间不长的学员,主课是政治常识,讲授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员在日军和在日本学校里所受的欺骗教育被揭穿了,他们懂得了日本也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懂得了阶级、国家的产生及消亡;懂得了战争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消灭战争;懂得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

日本工农学校培养的都是日军战俘中的优秀者,他们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个抗日战场自愿而来。工农学校根据日本学员的文化程度、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分别编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

秋山良照也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八路”。他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盟员,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秋山善于抓住日军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后来,每当夜间反战支部到敌人碉堡前喊话时,总有日本士兵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布公告,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作为悬赏。

中级班,由在八路军工作生活一年左右的日军战俘编成,主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学习他们弄清了为什么日本工人无论怎样劳动也摆脱不了贫困,日本军阀、财阀是如何从战争中发财的,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天皇的赤子、护国圣战之神,而是军阀、财阀的剥削对象,是为他们利益而战的牺牲品。

初级班招的是被俘时间不长的学员,主课是政治常识,讲授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员在日军和在日本学校里所受的欺骗教育被揭穿了,他们懂得了日本也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懂得了阶级、国家的产生及消亡;懂得了战争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消灭战争;懂得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

被誉为“日本白求恩”的反战盟员山田一郎,原是日军中尉医官,在被俘一年半时间里,始终在寻机逃跑。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然而,在一次高烧三天三夜、经我军精心照料才脱离危险后,他心头的冰雪终于融化了:“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上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高级班,由政治思想觉悟较高、在八路军工作有一定成绩的日军战俘编成,其中有许多反战骨干分子。主课是联共党史,由野坂参三亲自授课。他把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日本问题联系起来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兴趣,对提高学员的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级班,由在八路军工作生活一年左右的日军战俘编成,主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学习他们弄清了为什么日本工人无论怎样劳动也摆脱不了贫困,日本军阀、财阀是如何从战争中发财的,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天皇的赤子、护国圣战之神,而是军阀、财阀的剥削对象,是为他们利益而战的牺牲品。

山田一郎醒来后,刘伯承司令员专程赶去看望,这让山田彻底抛弃了逃跑的念头,全心全意加入了反战的行列。“我特别感动的是,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刘伯承司令员还在太行《新华日报》专门写文章赞扬山田一郎,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极大激发了日俘们的革命热情和斗志。

工农学校还组织日军战俘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选举,森健当选为参议员。组织学员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参加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活动,使学员受到了全面锻炼。

高级班,由政治思想觉悟较高、在八路军工作有一定成绩的日军战俘编成,其中有许多反战骨干分子。主课是联共党史,由野坂参三亲自授课。他把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日本问题联系起来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兴趣,对提高学员的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后,山田回到日本,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追忆往昔,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用阶级的友爱、难以置信的耐性和宽阔的胸怀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使得像我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白白送死。”

日本工农学校的经费和学员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八路军供给。他们的生活标准高于八路军官兵,文化体育生活也丰富多彩。毛泽东观看过日军学员自编自演的话剧《岛田上等兵》,这是以华北日军中发生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反战剧,描写一名日本士兵向中队长提出反战要求,未被采纳,于是士兵群起攻之,开枪打死了这个中队长,向八路军投诚。演出结束时,毛泽东予以赞扬。

工农学校还组织日军战俘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选举,森健当选为参议员。组织学员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参加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活动,使学员受到了全面锻炼。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他原名宫川启吉,1941年夏被我军俘虏,曾担任“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宫川随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重兵包围,为了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尽,时年27岁。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在这之前,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成功教育改造日军战俘持怀疑态度。经过考察,他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日俘的教育是成功的,并对争取日俘的经验表示赞赏。

日本工农学校的经费和学员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八路军供给。他们的生活标准高于八路军官兵,文化体育生活也丰富多彩。毛泽东观看过日军学员自编自演的话剧《岛田上等兵》,这是以华北日军中发生的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反战剧,描写一名日本士兵向中队长提出反战要求,未被采纳,于是士兵群起攻之,开枪打死了这个中队长,向八路军投诚。演出结束时,毛泽东予以赞扬。

“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支部长田中实原是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俘,经过我军的感化教育,成为“反战同盟”的骨干成员。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年多时间里,日本工农学校培养了350多名日军战俘,其中有10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工作,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骨干。

1944年10月,美军观察组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在这之前,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成功教育改造日军战俘持怀疑态度。经过考察,他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日俘的教育是成功的,并对争取日俘的经验表示赞赏。

“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金野博经常同我武工队一起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他在日照县付瞳一带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英勇不屈:“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一直到他被敌杀害,其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没有一户暴露受害,他接过头的敌伪军关系,没有一个人被供出受牵连。

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军与野坂参三商定工农学校的学员返回日本。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年多时间里,日本工农学校培养了350多名日军战俘,其中有100多人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工作,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骨干。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36名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至今在中华大地传扬。

8月28日,最后一批学员的结业仪式举行。

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军与野坂参三商定工农学校的学员返回日本。

八路军在饮食上优待日军战俘

8月30日,八路军在延安王家坪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野坂参三对日本工农学校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8月28日,最后一批学员的结业仪式举行。

俘虏学校的奇迹

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乘美军飞机返回日本。行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举行了欢送宴会。

8月30日,八路军在延安王家坪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野坂参三对日本工农学校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1944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飞抵延安,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艺术,特别是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方式,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借鉴。

9月18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全部学员经华北、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

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乘美军飞机返回日本。行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举行了欢送宴会。

他们逗留了近两个月,发现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身戴镣铐、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事后,埃默森总结了延安模式的5点成功经验,其中特别指出:“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责任编辑:文尧木

9月18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全部学员经华北、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历史使命。

在战争中为俘虏办学校,在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而中国共产党与他领导的革命军队就办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他们是怎样创造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的呢?

1939年1月2日下午,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组织千余名八路军召开新年联欢会。

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当年10月,野坂参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以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联欢会接近尾声时,3位日军战俘走上舞台,并排站在观众面前。主持人介绍说:“这3位青年是我们的日本同志,这位是衫本义夫,这位是小林武夫,那位是冈田义雄。”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校址选在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日军政大学为邻。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亲自出任校长。经过半年多筹备,学校于1941年5月5日正式开学。

主持人介绍完情况后,衫本义夫向前一步,庄重地声明:“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参加八路军!”接着,他代表3位日本青年表了决心,在讲话结尾时说:“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还有不明真相的大多数日本国民,咒骂我们背叛祖国,是卖国贼,轻蔑和憎恨我们。但是,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是我们的光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真正的正义之路,这是一条符合日本人民和民族利益之路。”

原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后来回忆:“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总政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会长冯文彬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并致了贺辞,勉励学员们要努力学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的志士。”“学员人数变化不定,随来随学,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到抗战胜利前夕,随着敌军工作的开展,日军愿意缴枪投降以致主动投诚的人数不断增多,学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日本工农学校成立3年多,来校学习过的日俘学员总计约有三四百人。”

刚才热闹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人们静静地听着八路军敌工部漆克昌科长的翻译。接着,会场上掌声雷鸣。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1个月的严格审查,了解学习意愿,考察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开设了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党史等课程,并定期举办讨论会、读书会,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此外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军暴行座谈会”等活动。

这时,坐在最前排的一位身材魁梧的人从容地站起来走上舞台,他热情地与3位日本青年握了手。尔后,转过身来说:“我代表全体指战员欢迎这3位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我们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在生活上,学校也想方设法搞好优待保障:给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有时还供给些水果、白糖。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

讲话的人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思想上改造,生活上关心,让学员们脱胎换骨,得以新生。1941年冬,学员森建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7人,也相继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了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

二十多年后,衫本义夫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3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

曾在该校任教的梅田照文回忆:“在日本工农学校里接受的一两年教育,使学员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昨天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勇士兵’,一旦脱掉军装,就恢复了自己是日本劳动人民的本来面目,唤起阶级意识,加入了‘反战同盟’,进而又自愿脱胎换骨成为‘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士。没有任何人怀疑这条道路就是日本人民真正热爱祖国,寻求日本人民的繁荣与幸福之路。”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和衫本义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越来越多。衫本义夫想,对日军的宣传如果以日本人的组织为主,那效果就会更大,对俘虏的教育也是一样。于是,他和“日本八路”们商量建立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组织,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八路军敌工部的支持,他们决定给这个组织起名“觉醒联盟”,并制订了简单的纲领和章程。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举行成立仪式,它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成立后,朱德总司令专门到“觉醒联盟”表示祝贺。

“觉醒联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到1942年已经拥有山东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太岳支部等5个支部。

日军战俘森健在战后撰写《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的回忆文章,描写了建立“反战同盟”的情景:“王震旅长指挥的八路军攻击了太原至同蒲线上的平社村车站,我当时被俘,成了八路军的俘虏。1938年末我来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三个月。日本俘虏的住处离敌工科办公室不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拉铁丝网。也许还把我当作国际友人对待吧。刚一进屋,看到4个40岁左右的日本人,穿着八路军的蓝色军服,盘着腿坐在炕上,正吸着自制的香烟。

“我和他们交谈了解到,4个俘虏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们是从大阪经过朝鲜被送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在离开日本的第一周就让八路军给俘获了。

“转眼我到八路军里已经两年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作为一个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进一步地理解了日本军部称之为‘圣战’的本质。我认识到应该把以前对准中国人民的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军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组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据《八路军敌军工作史》记载,创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还有日军战俘高山进、市川春夫、小路静男等人。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后,反战同盟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晋西北支部、胶东支部、滨海支部、渤海支部、鲁南支部等在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

在新四军中也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在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1942年8月,在野坂参三的指导下,“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在延安召开,“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衫本义夫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

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据1944年4月的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

此外,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成立了朝鲜反战组织。日本在20世纪初就吞并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他们把朝鲜作为兵员的补充地,强迫朝鲜人加入日军。因此,侵华日军中有大量的朝鲜人。

在华朝鲜人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

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总会长是武亭,副会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朝鲜人郑律成。朝鲜义勇队转入华北抗战后,隶属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

1941年12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形势的需要,一致通过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选举金白渊、武亭、崔昌益、朴孝三等为同盟执委,朴孝三兼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支队长,李益星任副支队长,金昌满任政治委员。他们召开朝鲜士兵大会,通过了《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内朝鲜人士兵要求书》,号召朝鲜士兵“绝不为日本天皇而死,要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打回祖国去!”

“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阀、财阀”

在中国的以日本和朝鲜战俘为主体的反战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瓦解敌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特殊作用。

“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

一、编写日文宣传品。“反战同盟”成立3年多时间里,就编写宣传品100多种、印刷80余万份。“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先后编印出版了《士兵之友》《阵地通信》《曙》等宣传刊物,特别是日文杂志《觉醒》《士兵之友》,很适合日军口味,非常受日本士兵欢迎。这些宣传品对于日军官兵了解战争性质、战局真相和八路军的宽俘政策、帮助日军官兵从战争中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参与八路军、新四军组织发动的政治攻势。战场喊话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手段,但八路军官兵不懂日语,所学的日语喊话口号数量有限,效果不明显。“反战同盟”成员参加战场喊话后,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我们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慰问你们。”“反战同盟”盟员加藤对吴城日军据点喊话,“过去我们也是日本军队的士兵,3年前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现在我们明白了,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阀、财阀,我们为他们打仗卖命太没意思了。日本在战争中是打不赢的,因为来中国杀人放火侵略人家,遭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太平洋战争注定要失败。在中国也打不了几天。战争中得利的是军阀、财阀,受苦、受难的都是你们和日本的劳苦大众,是我们的家人。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财阀!日本军队彻底失败之时,就是咱们返回日本和家人团聚之日。”

据点的枪声停止了,日军士兵在静静地听着,后来据点中有人向八路军投诚。

三、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做好战俘工作。“反战同盟”成立后,日军新战俘的教育争取工作大都由“反战同盟”负责。松山一郎是在战场上走投无路准备举枪自杀时,被八路军俘虏的。被俘后他在地上耍赖,让八路军杀死他,当八路军一名战士背他时,他狠狠地咬了那个战士一口,挣脱后又躺在地上嗷嗷叫,让八路军打死他。他被几名八路军抬回驻地后,“反战同盟”的盟员田中、东忠多次教育开导他,他了解到田中被俘前是日军少尉军官,非常震惊。他看到八路军没有杀田中,而且田中还成了日本“八路”,开始相信八路军的宽俘政策,最后终于觉醒。他悔恨自己当初不该伤害救护自己的那位八路军战士,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一名反战勇士。

四、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反战同盟”主要是承担瓦解日军工作,一般不让他们承担军事战斗任务,但一些特殊的军事任务会让他们给予协助。1944年10月,日军对八路军冀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配备了大量军犬,这些军犬一嗅到我方人员的气味就狂叫不止,给八路军侦察员侦察日军的扫荡情况带来极大困难。为了搞清日军用什么办法让军犬区别敌我的秘诀,“反战同盟”盟员宫本主动请战。冀东分区领导考虑到宫本曾在日本军犬训练队当过驯犬员,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宫本潜入日军军营进行侦察,终于搞清了日军的奥妙在于带不带白胡椒。这为八路军反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宫本在完成侦察任务撤离时,光荣负伤。

机枪手秋山良照曾是个顽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八路军俘虏。开始他死不认罪,经“反战同盟”现身说法,慢慢地觉醒了,后来也加入了“反战同盟”。八路军对日作战,他经常请缨上战场,在日寇“4·29”铁壁合围时,他端着机枪奋勇冲击,从重围中杀了出来,使日寇闻风丧胆。刘伯承师长在太行《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秋山良照后来把太行日本“反战同盟”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负责人,配合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回到了日本。

回国后,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他重返中国,受到了他当年在八路军中的老领导宋任穷的亲切接见和盛情款待。

日本“反战同盟”还教八路军如何使用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和歪把子机枪。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胜,一对一就不是日本士兵的对手。“反战同盟”的盟员就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刺杀,把“气、铡、体”一致起来,也就是喊杀声、刺杀方向、猛扑对手三者要一气呵成。为了增加臂力,盟员让八路军战士头顶烈日,练习枪举过头,一举就是上千次。盟员们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在比赛时,被刘伯承师长看见了,他认为这项运动可增进部队的体力和灵活性,命令在全军开展这一运动,请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当教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反战同盟”两次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独立同盟”也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发出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通电。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还随同八路军、新四军进出敌战区进行接收工作。日军独立混成第5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进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英名永垂

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和日军中的朝鲜战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今野博在同八路军武工队深入敌战区日照县付瞳一带活动时被捕,后遭日军杀害;

铃木宏在博兴县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时,与八路军敌工干部林殿卿一起被捕,同时遇难;

黑田在日军“九·二七”大扫荡中,和八路军并肩战斗,英勇牺牲;

藤勇在“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任支部长,1945年夏在配合新四军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坂谷义次郎在1944年9月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他拒绝利诱,不怕刑讯,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松田在解放高邮战斗中主动请求入城谈判劝降,不幸被日军杀害;

宫川在瓦解日军的战场宣传中,光荣献身。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共有52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战同盟”34人,他们是:寺泽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铃木宏、松野觉、森增太郎、大野静夫、后藤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田钿恙、吉田武、福冈留、宫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实、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与津、富田、绀野、宫崎、田中实、吉圣次郎。

朝鲜“独立同盟”盟员18人牺牲,他们是:孙一峰、王贤淳、韩清道、朴吉东、石正、陈光华、胡维伯、金学武、金巴伦、文明哲、韩乐山、崔指南、李镛寅、金永信、吴均、林平、韩震、金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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