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

毛泽东为何事发誓: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365bet手机备用网址 1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中国
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水利项目。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从酝酿决策到规划编制,从技术设计到机构组建,从工程开工到两次改建直至正常运行后综合效益的发挥,自始至终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为解决工程遇到的重大难题,1958年4月、1959年10月和1961年10月,周恩来三次亲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现场,并在三门峡和北京主持召开两次专题会议,作出了关系工程建设大计的重要决策。

2011年度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赋予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太多的政治、军事灵感,也吸引着毛泽东关注的目光。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放下手边繁忙的工作,专程考察黄河。他的黄河之行,既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伟人治理黄河的气魄,更展现了他作为人民领袖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

一、民主决策,凝聚共识,确定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目标

适用于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

365bet手机备用网址 2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毛泽东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写下了为世人所流传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就是指黄河。

万里黄河,横贯九省区,是中国的第二长河。由于黄河泥沙含量大,下游河床逐年淤积抬高,成为“地上悬河”。千百年来,黄河下游屡屡决口改道,泛滥成灾,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即把治理黄河列入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

满分:100分 时限:150分钟

365bet手机备用网址 ,毛泽东第二次专门关注黄河是1953年2月。在乘坐的专列上,毛泽东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在汇报过程中,王化云老想让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表个态,毛泽东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专门去看过黄河。他面对黄河,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

毛泽东曾多次论及建设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对根治黄河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即选择了黄河,并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他指出,历代王朝都治黄河,但都没有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周恩来作为肩负治国安邦大任的共和国总理,亲自挂帅,倾情倾力领导黄河治理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

注意事项

1953年5月,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邓子恢将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报告很欣赏”。

毛泽东还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组织数百名国内专家,会同苏联专家一起,编制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同年
11月
29日,按照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听取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会上指出:根治黄河的方案,不仅解决了对我们危害最大的黄河洪水,而且帮助我们解决了灌溉、发电问题和将来的航运问题,这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最迫切需要的。黄河规划主要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方案,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分头组织力量加以实施。(
参见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59页。)
为进一步统一认识,周恩来亲自做说服工作,把陕西省各界相关民主人士请到国务院,讲述“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1954年冬,毛泽东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第三次专门听取了黄委负责人王化云、赵明甫二人关于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到达吴堡县川口,准备东渡黄河。就要离开工作、战斗13年之久的陕北,毛泽东思绪万千,面对黄河,伫立良久。稍顷,他面对黄河,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这时,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从背包里拿出相机,打算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一摆手:“莫照了!过河吧。这次过去,争取不再回来,事不过三嘛!”
渡船早已备好。毛泽东上船后,老船工一声号子,船解缆离岸。这时,毛泽东对黄河的情感油然而生,说:“子龙,还是照张相,留个纪念吧!”于是,叶子龙在渡河后以黄河西岸为背景为毛泽东拍了好几张照片。

1955年5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会议听取了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的汇报,原则通过《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7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决议确定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的及时开工,拉开了向黄河进军的序幕。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1955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会客室第四次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汇报,这次他关心的热点是关于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9年,毛泽东高度评价黄河,并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1955年8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委托苏联专家设计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
1956年底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提出大坝和水电站按正常高水位
360米一次建成,
1967年前正常高水位保持在350米高程,1961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62年全部建成。由于初步设计选定的正常高水位,对关中平原影响很大,因此引起了争论。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水患使毛泽东更关注黄河

对于决策工作,周恩来鼓励争鸣,博采众长,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得知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不同意见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要充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
1957年初,周恩来听取柯洛略夫有关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的汇报。他边听边记,不断提出问题。2月9日至月底,邓子恢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会。与会人员包括专家、学者和黄河流域各省的代表共300余人。会议期间,邓子恢与刘子厚、李葆华、刘澜波、马兆祥等向周恩来汇报会议情况。周恩来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工作进度和效率予以肯定,赞扬了有些专家敢于直抒己见、提出不同意见的高度负责精神,并指出:“对于高坝大库这个方案,我想说两条。第一,苏联专家好的、正确的意见,必须积极采纳;第二,在苏联是成功的东西,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三门峡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7页。)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但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养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也发生过无数次的水患,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远的不说,单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黄河就数度决口,给沿岸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在黄河花园口炸坝,造成黄河水大泛滥,河南、河北、山东等数省人民受灾深重。仅仅河南一省,由于黄河泛滥而被淹死者,就有百万之数,饿死、病死者众多。小说《大河奔流》,就对此作了全景式的记述。毛泽东是了解这段历史的。蒋介石炸坝时,中共中央对此举作过否定性评论。毛泽东则对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

对会上的几种不同意见,周恩来要求进行一次模拟试验,分别按三种不同的坝高设计,测定一下汛期最高水位情况,并要提出豫、陕、晋三省被淹地方和良田的具体数字。他号召专业人员要深入实际去摸索、调研、勘察、研究论证,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后再作出结论。这些要求彰显了周恩来对治黄事业的科学审慎态度。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即下决心,要治理黄河水患。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初,黄河并没有发生水患。这种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放松对黄河的关注。毛泽东是从淮河发生水患而想到黄河的。

1957年5月24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49次全体会议,提议水利部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讨论三门峡工程的泥沙问题。6月,水利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主要由各方面水利专家参加的讨论会。经会议讨论,大多数意见主张维持原设计方案,建议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分期修筑,水库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分期移民,认为初期运用水位
340米高程较为合适。根据上述讨论意见,周恩来指示黄河规划委员会致电苏联,请暂缓进行技术设计。1957年11月和1958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分别批准了设计任务书,决定大坝正常高水位按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泄水孔底槛高程降至300米。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1950年夏天,安徽、河南交界地区突降大暴雨,而且,大暴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也没停。大暴雨引发了大洪水。洪水迅速顺着淮河河道下流,流到淮北地区时,很快就溢出河道。刚刚获得解放不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淮北地区,一下子就被泡在了洪水里。农民的房屋被冲毁,大片土地被淹。特别是,由于洪水来得突然,许多民众来不及逃避而被淹死。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洪水,只好爬到了树上,但被洪水冲来的毒蛇也都爬到了树上,人蛇共处一树,许多农民被毒蛇咬死。洪水过后,淮北成了一片泽国。人无粮,马无草,许多人被饿死。当时,隐藏在淮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也趁机造谣说,老天发怒,要共产党坐不稳江山。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淮北民众处在惊恐和慌乱之中,生计也陷入了困境。

1958年3月,中方赴苏代表团向苏联提出修改设计的要求,但苏联方面以闸门启闭困难和需要延长工期为由不同意修改原设计方案。国内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意见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各种争论持续至
1958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已满一年。当时按原
360米高程设计方案已浇筑混凝土3万多立方米,若再改变设计,势必影响施工进度,工程建设方面急需中央确定最终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严禁折叠答题卡!

当时,安徽省委对灾区民众十分关心,除了组织抗洪和救济灾民外,还立即组织干部下去调查。调查者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淮北地区。调查者回来后,以省委的名义写了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加急机要件,疾送北京中南海。

在各方意见仍不一致的背景下,为听取更多意见,凝聚各方共识,确保工程按时竣工,周恩来亲临三门峡市召开现场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秘书长习仲勋一同参加会议。1958年4月21日至24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现场会议召开。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发言热烈,气氛十分活跃。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不论哪位同志发言,他都走过去坐在身边,认真听,详细记,不时插话询问。会议一直开了三天多,讨论了水库规划、防洪、水库寿命、水土保持以及工程设计与施工等问题。

  给定资料

1950年的夏季,南方大雨,北京却是晴天,火热的太阳把这个古老的城市烤得像蒸笼一般。尽管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四面环水,但也没有多少凉意。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毛泽东正在精心领导着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指导新区进行土改,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已经爆发了战争的朝鲜局势。关于淮河出现洪水的情况,他早几天就知道了。他很关心洪水造成的民众受灾情况,关注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和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但是,当时他还不知道淮河的泛滥给淮北人民造成如此重大损失。7月20日这天,毛泽东正在忍受着酷暑,在菊香书屋批阅文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送来一份机要急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打开送来的机要急件一看,是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着急件,脸上立刻浮现出沉重的表情。当他读到这份机要急件中写的“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这些文字时,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在“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这段话的下边,画上了横线。

24日晚,周恩来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总结报告,主要讲了防洪、水土保持、泥沙控制、库区移民、大坝高程、综合利用、工程技术方针等12个方面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兴建的三门峡工程,是改变黄河流域面貌的一个重大措施。”他深刻阐述了上游与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三门峡工程的建设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它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还特别强调了水土保持、整修河道和修建干支流水库等治黄措施的重要性。强调“不能孤立地解决三门峡问题”,“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理河道和修黄河干支流水库”,鼓励大家要有理想、有气魄,改变黄河流域的面貌。为了解除陕西干部的顾虑,周恩来提出水利工程建设要统筹兼顾并留有余地:“把西安损失了那是不对的,宽打后要窄用,水利工程要非常谨慎。窄用是战术上精打细算,应该每一公尺也要计算,数才是定标准的意义。”对于争议问题,周恩来表示还可以再讨论。他说:“你们回去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还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工作做得更好。”(周恩来
1958年4月24日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从青海源头,向东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蒿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黄河流域四季分明,植被繁茂,山溪密布,旱有密布如网的河流输水,涝有山岗丘峦可退。这里有第一个能显示华夏文明的夏王朝宫殿群,还有商王朝的第一个有宫殿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商王朝迁徙到安阳殷墟时,甲骨文字已是常用的规范文字,青铜器更显现了殷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和王权的出现,是黄河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一词最早的所指也是黄河流域。

淮河水灾,使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到黄河。他特别关心黄河的情况。如果黄河泛滥,其水灾就远非淮河可比,其程度将会数倍于淮河,那将给中国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因此,毛泽东要求中央水利部门和黄河沿岸各省一定要密切监视黄河水情,要及时把有关情况报到他那里。毛泽东每天休息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黄河情况的报告。当他确信黄河水有惊无险时,才稍稍放下一点儿心。

现场会突出了整体利益,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进一步明确了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对治理黄河特别是对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基本上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凝聚了共识。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的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设计原则;确定了三门峡工程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分期运用和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设计方案。会议讨论并作出的决策,使中方与苏联专家就降低实际运用水位和泄水孔底槛高程取得一致意见,保证了工程设计施工的顺利推进。

古往今来,黄河两岸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勇前进。黄河流域地灵人杰,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优秀的军事家廉颇、卫青、霍去病,名垂千古的文化巨匠张衡、司马迁、杜甫、白居易、关汉卿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杨靖宇、吉鸿昌……他们如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为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黄河的骄傲,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他在督促治理淮河的工程时,也把目光投向了黄河。

1958年5月24日和6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有关部门继续研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召集有关省的负责人进一步交换意见。6月29日,水电部党组根据各方面研究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向中央写出了《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同日,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写信说明修改工程设计的情况,请中央作出最后决定。根据周恩来确定的几项原则,中央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最后方案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
360米高程设计,第一期工程先按
350米高程的蓄水位施工;1967年前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高程,泄水孔底槛高程由320米降到300米,死水位高程由335米降到325米,第一期工程大坝坝顶先修筑至353米高程。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第一景观,该是那闻名天下的壶口瀑布。黄河流经此地时,敛水成束,倾泻在三千多米深的石槽中,形似茶壶注水,正如古云“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在这里,黄河河床陡然收束并下陷,湍急的河水骤然被挤进狭小的空间,瞬时就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面。浪花飞溅,波涛奔涌,浑浊的河水被两岸的石壁无情挤压后,又反身冲向河水中央,形成了白色V字形的雪浪,翻滚着从壶口落下30多米深的谷底,愤怒的河水发出震天的怒吼,同时腾起了冲天的水浪和白雾,白雾中又幻化出了美丽的彩虹,若能在这里聆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你定会觉得空前庄严神圣、热血沸腾……黄河在这里完成了她交响乐中最华美壮丽的乐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自督促了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与此同时,他也把很大精力投放到治理黄河之上。而他构思的治理黄河的重大工程,是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在考虑这一方案时,毛泽东决心亲自去考察黄河。

关于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目标和运用方式的争论,历时一年半,在周恩来的大力协调下,各方意见基本得到统一。周恩来提出的“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后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历次改建所遵循的重要原则。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浓缩了中原古都的繁华盛况,弥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是世界绘画史上的瑰宝。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唱出了黄河儿女的心声与愿景,世代流传。屹立在孟门山上的大禹雕像又会令瞻仰者忆起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英雄业绩……黄河之水从源头到入海口,汩汩滔滔,孕育着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1952年10月,中央政治局考虑毛泽东日夜操劳,身体和精力过分透支,建议毛泽东休假,调整好精力后再工作。毛泽东同意休假。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休假这段时间,去考察黄河。毛泽东提出这一意见后,中央政治局中许多同志不同意。他们主要是担心毛泽东的身体和安全。

二、勇于担责,批准改建,使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焕发生机

在黄河文化演进发展的过程中,黄河的治理开发与管理保护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治黄实践活动,是黄河文化发展的沃土和源泉,而黄河经济的发展又为黄河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从身体情况看,毛泽东当年已经年近六十,虽然毛泽东在总体上讲身体不错,但新中国成立头几年,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耗费了过多的心血,体力和精力的透支,是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所以中央政治局才决定让毛泽东休假,以调养身体,不料,毛泽东却想利用休假时间去考察黄河。这不仅不能调养身体,还会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透支。从这一情况考虑,中央政治局许多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去考察黄河。

三门峡水利枢纽于
1960年9月蓄水运用后,水库碧波荡漾,黄河下游也开始出现河槽下切、泥沙冲刷的好势头。但由于对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足,蓄水运用一年后,水库发生严重淤积,有91%的泥沙淤在库里。至
1962年3月,330米高程以下库容由原 59.3亿立方米减至
43.6亿立方米。库区淤积“翘尾巴”上延,潼关站
1000立方米每秒的水位抬高4.31米,渭河口出现“拦门沙”,致使渭河下游过洪能力降低,两岸地下水位抬高,农田淹没、浸没、盐碱化面积增大,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周恩来积极面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出现的各种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工程最终改建成功。

2.“母亲河”的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60多年来,当代治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依靠已建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战胜了花园口1万至1.5万立方米/秒的洪水7次,1.5万以上的3次,确保沿黄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在黄河流域已建成和在建的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全河引水工程已建成4600多处,引黄灌溉已由解放前的1200万亩,发展到11000万亩,增长了8倍多,黄河水的利用多达307亿立方米,为全国各江河利用率之首;60多年来,有计划地进行了三次人工改造,彻底扭转了历史上黄河口居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险恶局面;随着河口流路的稳定,黄河三角洲由过去一片荒凉变为富庶的鱼米之乡。黄河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回报。但黄河毕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大河,广义地说,黄河资源的开发利用就包含着对黄河的治理。为了抵御河患、造福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修建黄河大堤。黄河大堤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见证了黄河的沧桑,既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历,又记录了黄河以其自然破坏力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既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成就和精神,又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从安全情况看,虽然当年大陆已经稳定,总体上,全国治安情况良好,但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蒋介石也叫嚣要反攻大陆,从海外来的敌特很多,原来潜藏的敌特分子也有许多没有被挖出来。中央政治局一些同志担心,此时毛泽东率领一些同志去考察黄河,会不安全。万一遭到敌特的暗算,对于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将是重大打击。

为了减缓水库淤积和渭河洪涝灾害,
1962年2月,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这样库区淤积有所减缓。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虽然较苏联设计降低了
20米,但仍高出河床 20多米,导致入库泥沙有
60%淤在库内,潼关河床高程逐步增高。
1964年丰水丰沙,问题更为突出。水库汛期淤积的泥沙汛后冲刷出库,形成小水带大沙,下泄的泥沙淤到下游河道主河槽内,使下游河道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加大泄流排沙能力。会后,周恩来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商量解决办法。1962年5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6页。)1962年8月和1963年7月,遵照周恩来指示,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两次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讨论会。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泥沙问题,意见极不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增建设施可以减少水库淤积,情况可以改善。但也有很多人反对改建,甚至还有人主张炸掉大坝。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化工和矿业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黄河污染触目惊心。“一碗河水半碗沙”,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之一。全国人大代表、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提交了《关于尽快立项建设黄土高原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生态工程的建设》,建议通过加大对黄土高原1.88万平方公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的治理力度,来改善黄河水沙关系、延长水库使用寿命、减少下游河道泥沙淤积。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90次,改道26次。究其原因,主要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河道。长期的淤积抬高,使黄河下游河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黄河底床比河南开封市地面高13米,比新乡市高20米,“一旦堤防决口,就是灭顶之灾”。

毛泽东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心中装着人民,关注着黄河的治理,决计亲自去考察黄河。他耐心地说服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随后即开始了考察黄河的准备工作。

1964年5月3日,周恩来与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等人讨论研究黄河三门峡泥沙问题,要求钱正英等下去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召开治黄讨论会。6月10日,周恩来批评关于蓄水拦沙的治理方案没有借鉴分析苏联经验,上马有些急。他说:“三门峡工程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上马了。这个工程我过问过,我有责任,搞不好,见马克思不好交代。”(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第
232页。)

3.长期以来,美国对密西西比河的开发活动主要是防洪和扩大航运,这两项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但水质问题却是影响着密西西比河全流域“健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美国地表水排放有毒废水量最大的有15个州,其中5个州分布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这里很多河段都达不到美国政府1972年颁布的《清洁水法》中有关适于鱼类生存和人们游泳方面的水质标准。调查表明,排入上密西西比河的许多化学物质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污染的废水。虽然美国政府对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十分重视,建设了大量工程,但计划中的工程仅完成60%左右,实际还只能勉强防御一般性大洪水。航运一直是上密西西比河重要的商业活动。明尼苏达州到密苏里州之间的河段建造了27座船闸和大坝,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航运条件,但很少考虑到这些大坝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航运与其他活动的相容性仍是密西西比河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泥沙淤积是上密西西比河的主要环境问题,过量泥沙使水生植物的光透射性减少,并淤填在上密西西比河的回水区。上密西西比河的渠化、一系列船闸、大坝以及通航水库也形成了一个拦截冲刷泥沙的系统。湿地减少也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密西西比河至今仍没有全面规划,近年才采取整体考虑的方式研究航运与环境的关系,但尚未根本解决整个上游流域的综合治理,发生严重水灾的可能依然存在。

毛泽东首先亲自确定考察黄河的路线。他决定:从黄河下游考察起,溯黄河而上,考察完历史上有过黄河水灾的流域。具体的路线为:先到山东境内,从济南黄河段考察起,然后到江苏的徐州,再进入河南省境内,到兰封县(当年的河南省所设的县,后与考城县合并,合称兰考县),考察过去黄河决口的地段,然后到古都开封,再到郑州、安阳。毛泽东确定的这条路线,覆盖了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的黄河下游地区。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周恩来在北京民族饭店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周恩来参加了六次会议讨论,他鼓励大家多发言,尽可能把问题说透,以便解决问题。他说:“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又强调指出:“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56页。)周恩来耐心引导大家互相听取不同见解,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12月18日,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作了重要的总结讲话。他说:“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大家要时常多想想。因为,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61、562页。)持反对改建意见的与会人员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也同意了改建方案。

科学家警告说,森林砍伐已经使亚马逊河众多支流的水文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干流受到影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亚马逊河的7000条支流正逐渐干涸,另外肥料和农药也对这些支流的生态状况造成了很大影响。近年来,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速度较以前加快,一些森林开垦为养牛场,还有很多林区则开垦成农田,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大豆的种植面积很大,而大豆如要在赤道地区生长则需要大量的肥料和浓度很高的农药,势必引发水质污染。为使亚马逊河免遭干涸的命运,巴西政府制定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农民砍伐沿河岸50米以内的森林;另一项法律则规定,只能伐20%的森林,其它80%的森林可以根据政府批准的林业管理规划有选择性地进行砍伐。但是,在这个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亚马逊地区,上述法律以及其它环境法规常常受到漠视。

接着,确定随行人员。中央政治局在同意毛泽东考察黄河后,对警卫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派中央警卫局的许多人随行。但毛泽东决定简从,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人陪同毛泽东去考察外,其他随行人员,他只同意叶子龙和几个身体好的警卫随行。至于水利方面的专家,毛泽东考虑,可采取每到一地,随时请来水利专家咨询的办法,主要以当地的水利专家为主。毛泽东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一路带一些水利专家出行,会使他们很辛苦,而这些中央来的水利专家,也不一定了解当地的水利情况,而每到一地,请当地水利专家来咨询,则免去了许多人的辛苦,也会更多地了解当地的水利情况。

周恩来提出治理黄河总的战略方针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周恩来经济文选》,第
557页。)。最后,会议决定本着“敞开排沙”和“径流发电”的原则,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会议批准了“二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三门峡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同时将原建的八条引水发电钢管中的四条改建为泄洪排沙钢管,以加大枢纽的泄流排沙能力,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者指明了奋斗方向。

埃及地处北非,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工农业及生活用水全靠尼罗河。曼扎拉湖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北端,是一个长60公里、宽40公里的长方型湖泊,它对尼罗河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埃及各地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几乎都通过5条水渠流入湖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人口激增,工业和农业及生活废水大幅增加,加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导致曼扎拉湖水质急剧恶化,湖里鱼类几乎绝迹,鸟类也大量减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现实,埃及政府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消除曼扎拉湖的污染,改善曼扎拉湖的水质,不仅对提高湖区周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埃及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曼扎拉湖治污工程于1992年开始实施,人工湿地的工程包括扬水站、污染沉降池、污水处理池、幼鱼池和养渔场等,2001年工程全部完工。经过人工湿地处理后的污水已经基本消除了其中的污染物质,如富氧物质的70%、总浮游物的80%、氮磷总量的50%和粪便的98%都已不复存在。记者在参观这一人工湿地工程时看到,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第一、第二和第三沉降池,经过多次过滤和清污处理之后再引入幼鱼池,鱼池里的水清澈透明,鱼儿在池中悠闲地游动。经过鱼池流入曼扎拉湖的已处理过的水便不会再污染湖水。如今,这里的生态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考察的时间,毛泽东初步确定为1952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为什么说是“初步确定”?因为毛泽东考虑,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许多大事、急事,需要他亲自处理。这样可能会改变考察的时间。时间确定之后,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你去安排一下,不要惊动很多人,也不要打扰地方。今晚就走。”
叶子龙晚年回忆道: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战争年代也是如此,他说走就马上走,说停就立即停。我理解这就叫令行禁止,来不得半点含糊。一切都确定并准备好后,毛泽东于1952年10月25日乘专列离开北京。

北京治黄会议后,周恩来仍关心着三门峡工程的改建。1965年1月18日,水电部党组《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送给周恩来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特别加上注解:“经计委批准已于今年一月开工”,并对报告作出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国务院副总理和有关各部委、各省、市同志。此件系水电部在去年十二月召开治黄会议后于今年一月写的报告,比较全面,并对过去治黄工作的利弊和各种不同意见做了分析。”(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第91页。)

4.“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是被广泛宣传的一句口号。黄河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呢?通常说法有四条,即: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初闻此话,似觉有理,但实际上这不能算作黄河自身的健康标准。从黄河的发育史上可知,在有人类之前的许多年,黄河曾是互相之间并不连通的四段,最下面的一段为三门峡所阻隔未能入海,那时它是一条内陆河,而此时黄河的生命非常健康,正处于它的蓬勃发育时期。在有了人类之后,黄河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因此,若舍掉人类存续与黄河的相互关系单讲黄河本身而言,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否则,也就不会有25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原,而这恰是几亿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自1946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治黄以来,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决口,可谓“三年安澜”;其后几十年固堤防洪成了治黄的主要手段,成绩很大,但代价也很大,其结果是黄河河床不断淤高,这为未来埋下了很大隐患。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华北大地上奔驰,毛泽东的思绪也随着车窗外的风景闪过而起伏。26日,当列车开近济南城时,毛泽东按灭手中的烟头,双眼紧盯着车窗外的黄河。滔滔的黄河水,紧贴济南城向东流去。毛泽东觉得,黄河水位似乎比济南城高,便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身边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后,都说也有这个感觉。听到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

1968年三门峡第一期改建工程完成后,库区的泥沙淤积有所减缓,但仍有20%的泥沙淤积库内,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继续淤积,关中平原的工农业生产仍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彻底解决库区淤积,发挥已建工程的效益,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需进一步改建。为此,周恩来作出了进一步改建三门峡工程的指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
6月 13日至
18日,国务院委托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主持,在三门峡召开了有豫、陕、晋、鲁四省和水电部的领导参加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黄河的近期治理问题,并向国务院和周恩来呈报了《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改建及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的报告》。
1969年,三门峡工程实施第二次改建,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
1973年改建工程完成,水库开始按“蓄清排浑”方式运用,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的泥沙淤积问题。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更是他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他不无忧虑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毛泽东在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毛泽东接着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南水北调这个雄伟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毛泽东视黄河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他敬畏黄河,审慎思考着黄河的开发与治理,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在视察时只是殷殷嘱咐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3年2月,毛泽东在外出视察的专列上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负责水利工作的有关领导进行了探讨。1954年冬,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1955年6月,毛泽东又听取了河南省委有关治黄工作的汇报。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就与随行人员一起商量了在济南的日程,第二天就和随行人员、山东省和济南市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到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视察。毛泽东站在黄河大坝上,凝视着奔腾的黄河水,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随行的山东省领导干部:这里的黄河底,要比济南城里的地面高出多少?陪同毛泽东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回答说:要高出6至7米。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地说:这很危险。你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大坝修好、修牢固,千万不能出事。雨季发大水时,你们要发动群众到堤坝上防守,密切观察水位情况,如果有险情,就要把军队调上去,坚决守住大坝,决不能让黄河水漫出来淹了济南城,不能出事。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深知,黄河发洪水,为害十分严重;即使黄河水测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也要防止测渗。毛泽东到济南后,当地省、市领导特意安排他去参观大明湖。27日下午,毛泽东看完大明湖后,罗瑞卿请示毛泽东还看什么?毛泽东说:“我们去泺口大坝。”在去泺口大坝的车上,毛泽东问赶来陪同他视察的许世友:“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许世友回答说:“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毛泽东解释道:“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济水即黄河。”说到这里,许世友连连称赞说:“对,主席记忆真好。”

周恩来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问题始终挂在心上。
1970年,周恩来接见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时,特别询问了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效果。
1974年12月,周恩来在病榻上看到《人民日报》刊发《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专题报道后,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询问并核实相关情况,殷殷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黄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黄河建设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支持。1980年7月23日,他来到花园口视察黄河大堤,询问黄河的汛期流量和防洪措施,在黄河主航道旁,仔细观察了黄河主流的流量,就防止泥沙淤积的问题与有关同志交换意见,他感慨地说:“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1999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指出,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古老的黄河焕发青春,更好地为中华民族造福。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然后和随行人员一起登上大坝,远眺滚滚黄河水,并仔细察看泺水入黄河口以及大桥的情况。当地一位陪同干部走到毛泽东身旁,用手指着介绍,历城北部沿黄河地区,是一段狭长的地带。其东西长104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有耕地面积25万亩,包括以泺口为重点的吴家堡、西沙、药山、鹊山、华山等15个小乡的十几万群众生活在这里。从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底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十几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流传反映黄患的一首歌谣:“春天一片霜,夏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毛泽东听后,愤愤地说:“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略停片刻,毛泽东问:“济水源出何地?”陪同干部说:“据汉书《地理志》《水经》记载,济水自河南荥阳以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北入巨野泽,又自泽北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以下至泺口,就归入了现在的黄河河道。”毛泽东问:“泺口从古以来就常常淤断么?”陪同干部回答:“对,是这样的……从古至济南解放前,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情形。甚至还发生过决口以后,连续七八年甚至二十多年堵不住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在此修了大坝。”毛泽东赞赏地说:“这大坝修得好嘛!”

三、呕心沥血,统筹全局,使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最大效益

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6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治理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60年来,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成就辉煌,但黄河的治理开发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黄河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

听了上述介绍,毛泽东面向泺口,凝视着奔腾下泄的黄河水,陷入了深思。许世友见毛泽东神色凝重,便问道:“主席,您在想什么?”毛泽东回答说:我在想,过去二十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给山东人民造成这么大的黄患,为什么二十多年没有堵住这个决口?是因为那时社会制度不好。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应该变害为利。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远方一字一顿地说:黄河水泛滥会给人民造成危害,但我们治理黄河后,又能使黄河为人民造福。以后,我们要想出引黄河水的办法,把那首民谣中所说的“一片霜、明光光、不结荚、不爬秧”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成稻田种水稻。我们可以引黄河水浇地,建设一些水浇田,这样,济南郊区的农民,不光是种玉米、种地瓜,也可以种水稻。这样,山东农民就可以多打粮食,少吃玉米、地瓜,也能吃上大米。现在就要考虑疏通小清河,搞排水工程,这样可以使黄河水变害为利。许世友兴奋地说:“好极了。”毛泽东转过身来,对中共山东分局的陪同人员说:历城泺口,自古以来的黄河道,屡次淤断,屡次修复,自从你们修了这堵大坝后,那种在历史上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恶性循环不见了。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如果用引黄河水的办法,将泺口这一带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为稻田就更好了。在场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按主席的设想试试看。毛泽东在走下大坝前,千叮咛万嘱咐的是:黄河水坝千万不能出事,出事就是大事,就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害。因此,他对眼前的防洪工程十分关心。他仔细询问了黄河济南段的防洪情况,今后还要搞哪些工程?这些工程在夏季雨水大时,能不能顶用?能不能防止黄河水泛滥?当山东省和济南市的领导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后,毛泽东稍微有些宽慰。

周恩来不仅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史上的两次重大决策起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对事关工程建设的细微环节也倾情倾力、倍加关怀。在组建工程机构、调配干部和技术人员、批准工程设计任务书、确定水库蓄水位高程、水轮机组焊接与安装、施工人员的劳动保护等问题上,他都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5.东汉永平12年,孝明帝令水利专家王景治黄(此前黄河已泛滥几十年)。王景受命于危难之际,率几十万兵士民工,修汴渠治黄河,历时一年,用费亿钱。自王景治河后,河行新道,维持了900多年未发生大改道,是时,汴渠成为东通江淮的主要水道。王景的主要工作是修建了自荥阳至千乘的黄河大堤,治理了作为东汉漕运主要通道的汴渠。王景治河后,黄河相对安澜800年,据分析与王景所选定的东汉故道河身较短、地势较低,因而行河路线较优有关;另外,“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洄注”所描述的可能是一种利用沿河大泽放淤的工程措施,这对于延长行河年限也有一定作用。以上所述主要是从治黄工程的角度看问题,但据黄河水文、植保专家的研究,王景治河至隋代的500多年间,为黄河史上又一阶段,其特点是黄河下游河患相对较少,在此期间,黄河中游地区大暴雨的记录较少,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有分支,两侧又有较多湖泊洼地;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黄河输沙量的减少,否则,王景所开新河道(如汴水),也会很快被淤积,从而使河床不断淤高,降低其泄洪能力。这一时期黄河输沙量的减少并不是推论,而是有以下诸条事实,即在这一时期有关黄河水清的记载较多,且有“黄河清复清”的民谣。这一时期黄河输沙量的减少主要归因于黄土高原人口减少,植被得到一定恢复。安史之乱后,农牧界线又迅速北移到河套以北,大片草原又变为农田,又一次加剧了水土侵蚀,黄河下游灾害增多。五代、两宋至元、明时期,农牧界线一直游移于陕北和内蒙之间,直至清乾隆之后,农田植被更逐渐推移至阴山以北,这时整个草原几乎全部为当年生栽培作物所取代,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陕北风沙加剧,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王景治河后黄河安澜800年,他的治黄思路和做法很值得今人研究与借鉴。

10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济南。他的下一站是徐州,主要目的是考察黄河故道。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亲自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1955年12月6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湖北省省长刘子厚调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1957年5月兼任中共三门峡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1月3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7月迁驻三门峡工地办公,从而确保了大坝施工的组织领导和有力指挥。在周恩来的关心领导下,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如期开工。

6.黄河担负着沿黄地区50余座大中城市和420个县的城镇居民生活供水任务,黄河污染给城镇居民供水安全带来巨大威胁。2003年,黄河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蓄水变成“一库污水”。三门峡水库自规划修建之日起便承载着国人“黄河清”的千年梦想。由于黄河下游难得一清,古人把“黄河清”作为一种瑞征。南朝萧统编选的《文选》中首次提出“黄河清而圣人生”的说法,后来逐渐演变成“圣人出而黄河清”的祈盼。面对黄河这样一条“善淤、善决、善徙”、水旱灾害频仍的河流,人们盼望圣主的诞生,以便带来“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也本无可厚非。在封建社会,许多大臣曾上书奏称黄河变清,如清雍正年间的河道总督齐苏勒曾奏称黄河变清,雍正皇帝非常高兴。然而,由于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清”从未真正实现,只是萦绕于人民心中的梦而已。当年,三门峡水利枢纽修建之时,美国巨型大坝的建设正如火如荼,胡佛坝、大古力坝相继而起,前苏联也先后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上建起高坝大库。因此,很少有人怀疑这样的构想:在黄河上建起一座大坝拦截泥沙,再附之以水土保持措施,从而既能让下游变清,又能综合开发。当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的一千多位代表面对修建三门峡水库这样一个承载着国人“黄河清”千年梦想的工程,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一致欢呼通过,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65bet手机备用网址 3

周恩来还十分关心工程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为解决大坝的拦洪、蓄水和发电等问题,1959年10月12日晚,周恩来第二次来到三门峡。随同前来的有水电部、石油部、农业部、黄委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及陕、晋、豫、鄂等省的负责同志。他一下火车,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就立即在三门峡交际处主持召开会议。会上,他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汇报,同大家一起讨论三门峡水利枢纽
1960年拦洪蓄水和今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并研究了陕、晋、豫三省的水利与运输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多。次日早上,周恩来来到大坝工地,深入到工人中了解施工情况。当了解到在大坝廊道里的灌浆工人,由于廊道潮湿、长期不见阳光,不少人患了关节炎时,周恩来立即指示国务院牵头,由卫生部、水电部、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组成调查组,到三门峡工地了解灌浆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及时为工人配发了太阳灯、电疗器等医疗器械和毛衣、毛裤、皮袄、皮裤等保暖防潮用品。同时在工地上建起了烘干室、取暖室和医疗室,成立了保健食堂,并把患有关节炎的工人轮流送到北戴河、青岛等地疗养,使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

1999年8月以后,我国从黄土高原开始,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退耕还草还林,停止了坡地开荒,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退耕面积约3.2亿亩。据估计,黄土高原要占到一半左右,这在治黄历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回顾历史,在北宋年间,黄土高原上就出现了开垦坡地的记录,以后此况愈演愈烈,而在约一千年后的今天,其坡地开垦终获停止,这无疑是一次惊天的大逆转,人们希望以往治黄的大困局将由此全盘皆活。

在历史上,黄河曾经流经徐州一带,时间长达七百多年,给这里的人民造成过深重的苦难。毛泽东是熟悉历史的,因此,他要到这里来考察一番。虽然现在黄河水已经不流经徐州了,但毛泽东还是要来这里看一看,他要和地方干部一起,研究如何把黄河故道治好,把历史上的黄河之害,变为今天的黄河之利。

周恩来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使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得以妥善解决。
196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后,急需安装用于启闭闸门的
350吨门式起重机。按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而由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拖延不供。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坚持走自力更生道路,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工程建设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工程建设的燃眉之急。由于苏方扣留相关资料,使得因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到三门峡后无法安装。1961年7月,周恩来请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沈鸿、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和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技术专家和专业工匠集中起来,集体攻关,并让农业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在沈鸿主持下,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开始实施焊接。1961年10月8日至9日,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他一到现场,就去看水轮机转子,并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周恩来叮嘱说一定要保证质量。随后他勉励工人们,要为三门峡工程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三天后,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1962年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成功进行了调试运转。

7.为治理黄河而奔波半生的水利专家王化云同志在其回忆录《我的治河实践》中心酸地叹道:“黄河不能变清……黄河也不需要变清。未来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我认为应该建立在黄河不清的基础上。”资深黄河环保专家、1978年就曾经探访了黄河源头的Y某指出,黄河源头长期屡禁不止的盗猎、金矿开采以及过度的林区资源开发,导致了黄河源头的“美丽童话”渐渐消失,保护黄河,关键是治理黄河源头的水和沙,因而,对黄河源头的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假如黄河源头受到污染,那么黄河的断流、污染就更难解决。文化学者R教授踏勘黄河源头时感慨万千,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认识黄河、了解黄河,是在寻找一种精神资源,寻找一种精神的依归;对于环保,R教授对“黄河区域的移民一定会带来黄河的污染”的说法则不予赞同,他说:“关键要看移的是什么民,人们的环保意识是决定黄河未来的关键因素。”中国地理学会M教授的观点也很明确:要重新认识黄河,为此,他引入了“大黄河”的概念。他说:“如果狭义的黄河文化是指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文化,那么广义的黄河文化就应从大黄河的概念出发,将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的草原文化统一纳入黄河文化体系。”致力于黄河文化研究的Z博士提出了弘扬黄河文化的四个关键控制点:首先,深刻认识黄河文化的价值;其次,注重“黄河文化圈”的培养与维护;再次,注重文化创意融入生态旅游的一站式体验;第四,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

在去徐州的路上,毛泽东望着车窗外,向随行工作人员讲起了几年前在此进行的淮海战役的情况。他说,当年我们打淮海战役,以60万对蒋介石的80万,实际上是一锅“夹生饭”,我们硬是把这锅“夹生饭”吃了下去。淮海战役胜利后,连斯大林都很赞赏我们以60万吃掉80万。可是,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啊。这场战役也留下了不少战争创伤。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胜利,就要领导人民,医治好战争创伤,把国家建设好。现在,我们要把黄河治理好。

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周恩来始终萦绕于心。
1969年5月,周恩来提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三门峡去,研究工程改造,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清华大学水利系迁至三门峡办学长达九年之久,进行教学、实践和科研三结合,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为三门峡工程的成功改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答要求

28日当天,毛泽东的专列就进入了徐州火车站。事先,毛泽东让随行工作人员不要向徐州地方干部打招呼,因此,当他的专列开进徐州火车站后,徐州市的领导干部们方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他们急忙赶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下了专列,到招待所后,刚刚坐下,就要徐州市的领导干部们汇报工作。徐州市的领导干部说:我们事先不知道毛主席要来,因此没有准备。毛泽东笑道: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周恩来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高度重视,不仅在重大会议中多次讨论有关问题,还号召广大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深入三门峡工地开展调查研究和宣传报道。在周恩来的大力倡导和直接关怀下,仅《人民日报》就对工程建设进行了
20多次报道。国内众多知名文学艺术家到三门峡现场采风,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如郭沫若的《颂三门峡水库工程》、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光未然的《三门峡大合唱》、徐迟的《三门峡序曲》等。这些作品不仅鼓舞了工程建设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干劲,也造就了中国文艺史上的精品佳作。这些作品一直流传至今,经久不衰,成为三门峡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精神财富。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于是,徐州市的领导干部开始汇报工作。因为没有预先准备,他们的汇报没有次序。毛泽东不时打断他们的话头,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最多的是如何把黄河故道建设好的问题。听了当地干部的一些回答后,毛泽东提出,要到云龙山顶去,实地考察黄河改道之前的黄河故道。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就在徐州当地干部和自己的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云龙山顶。

据史料记载,1952年至1975年,周恩来就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召开专题会议、作出重要批示、约谈相关人员等即达百余次。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酝酿建设到改建成功,是周恩来长期关怀和科学指导的结果。大河汤汤,岁月奔流。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运行后,在防洪、防凌、发电、供水、灌溉、减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综合效益日益彰显,并在培养人才、提供借鉴和发展旅游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周恩来倾情倾力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历史见证,是一座铭刻周恩来治水伟绩的历史丰碑。周恩来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

1.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对黄河自身规律的认识。(10分)

在徐州云龙山,毛泽东极目远望,眺望着明清黄河故道,心情格外好。当他看到,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上至今仍然比较荒凉时,目光开始严肃起来。他问了当地干部改造黄河故道的计划后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长达七百多年,上游带下来的泥沙很多,把河道淤住,每年一到夏季和秋季,黄河水都会在这一地段决口,造成洪灾,给徐州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清朝也想治理这个地段的黄河,乾隆皇帝就四次到这里来巡视,想治理黄河。可是,他还是没有治理好。到清朝咸丰年间,黄河从这里决口改道,又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就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把黄河故道治理好,变害为利。毛泽东接着对治理黄河故道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他说:在黄河故道的山上山下,都可以栽一些树,有防风沙的,也有果树。要林业部门的同志来考察一下,这里适合栽什么树,栽树也要因地制宜。栽防风沙的树,可以减少这里的风沙危害;栽种果树,结了果子,可以去卖,农民有了收入,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千方百计带领人民,把战争创伤医治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原载:党的文献 作者:杨献珺,中共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200字。

“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好,修牢固”

2.“给定资料5”中介绍了汉代王景治理黄河的思路和做法。请概括王景治河后黄河安澜800年的主要原因。(10分)

毛泽东离开徐州后,直奔河南省。他到河南省的第一站,是兰封县。29日,毛泽东的专列由徐州转道陇海线西上,到达兰封县。毛泽东事先知道兰封县是个很贫困的县。为了不给该县带来接待方面的麻烦,待专列到达兰封县后,毛泽东决定就住在车上。他在车上接见了县和地区闻讯赶来的干部,向他们询问的主要问题,就是治理黄河灾害问题。毛泽东提出许多问题,也帮助地方干部分析这些问题,并且帮助他们拿出治理黄河灾害的办法。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30日上午,毛泽东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及河南省黄河河务局长袁隆等陪同下,前往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即今兰考县东坝头察看。在乘车向黄河边的东坝头行进途中,毛泽东问王化云治理黄河的情况,以及今后对治本有何打算。王化云汇报说:近期为了解决洪水对黄河下游亿万人民的威胁,正在制定修建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制定规划的汇报后,对在座的人们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黄河水患,还能灌溉、发电,是可以研究的。

二、“给定资料3”介绍了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尼罗河等流域出现的生态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治理举措。请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并说明我国治理黄河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20分)

毛泽东的专列驶抵东坝头。在这里,黄河正从这里转向东北奔腾而去。清晨,叶子龙早起,却发现毛泽东早已经下了专列,在路基上活动身体。看到叶子龙,毛泽东说:“走,我们到那边看看!”说着,大步向远处的一个村子走去。叶子龙紧紧跟随在后面。
毛泽东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穷地方,陕北也苦,可是有地种,有窑洞住,这里不行,地里不打粮食,黄河如果决口,就什么都没了,苦不堪言啊!解放几年了,不知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呢?”路边有一个打谷场,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正在掀盖在玉米堆上的席片。毛泽东穿过田间小路向那里走去。忽然一脚踩到一堆牛粪上,他把鞋底上的牛粪一点一点地抹到地里,然后在田埂上蹭了几下,轻松地笑着说:“喔,不小心,不小心!”许多年后,叶子龙回忆说:毛泽东最开心的一笑,是踩到牛粪上那一刻。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毛泽东下专列,是为了实地了解修堤、修坝的情况和防洪能力。他们来到打谷场地,两位农民停下手里的活。叶子龙问这是什么地方,那位老农说这个村子叫许贡庄。毛泽东从粮堆上拿起一穗玉米,问:“老乡,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不咋样,哪年不是这样,咱这盐碱地不打粮食!”老农回答。毛泽东接着问:“打的粮食够吃吗?日子过得好不好?”“比解放前强多了,托共产党的福啊!”老农答道。离开打谷场,毛泽东一行走进村子,进入一个农家院,这里有三间草房。堂屋不大,五六个人进去就站满了。屋里黑洞洞的,一位老妇人正在灶前干活。毛泽东又与老太太聊了会天。之后,他徒步登上了黄河大堤,感叹道:“好一个黄河之水天上来!”他察看了历史上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向王化云了解治理黄河的规划。毛泽东问的问题很广泛。他特别关注当年黄河决口的历史情况,岸边受灾的情况。他还询问了清朝和民国时期各地方政府治理黄河的情况,还向专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措施。毛泽东看完东坝头,又问王化云:你说黄河是个“悬河”,怎么在东坝头看不出来呢?我还想再找个地方看看。王化云回答说:东坝头背河一面是黄河走了几百年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堤内外不太悬殊。到开封柳园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毛泽东说,那我们就去那里看看“悬河”。30日下午,河南省地方干部带毛泽东来到柳园口大堤。他站在黄河大堤顶上向北眺望,黄河在高高的河床里奔流,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坐落在凹地里。他问:这里的河面比开封城里高不高?王化云回答说:这里黄河水面比开封城地面高三四米,洪水时更高。毛泽东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这真是悬河啊!”
毛泽东问身边的河南省主要领导:“如果河水涨到天上去怎么办?”
那位领导同志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河南人民决心在主席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水涨一寸,坝高一尺,确保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微笑不语。他走下黄河大堤向河边走去。在一片滩地上,他探下身去抓了一把泥沙,细细地看,问泥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多少?王化云回答说:这些泥沙都是西北黄土高原冲下来的。据陕县水文站测验,年平均有十几亿吨泥沙送到下游。大量泥沙在下游河道淤积,是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泛滥的一个原因。毛泽东看着大堤内外的悬差和坐落在低洼处的村落,望着远处开封城中隐隐绰绰的铁塔和龙亭,陷入了沉思。毛泽东站在大堤上,边向四周观看边说,你们看,这真是“悬河”。这里的河水比村子里的树梢还要高。他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好,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要一齐上,万万不能出事。毛泽东返回专列,嘱咐送行的当地领导:“你们不要送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我们都能睡个好觉。”

三、国家某部门拟编写一本以黄河为主题的宣传手册,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宣传手册由四个部分组成,依次为“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与中华文明”、“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黄河精神万古传”。请参考资料,分别列出每个部分的内容要点。(20分)

“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要求:

毛泽东回到专列上。专列继续驶往开封。他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今后治理黄河的规划。毛泽东特别关心治理黄河的长远打算,在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他的一个设想:南水北调,用长江的水来补充黄河。他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果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1.切合主题;

其实,毛泽东早就有从长江“借水”到黄河的打算。他这个打算,是受到了孙中山和其他一些着名人士观点的启发。20世纪初,孙中山在规划中华民国的蓝图中,就曾在他的《建国大纲》里提出了“引洪济旱”“引江济河”的主张。“引江济河”,就是引长江水补充黄河,同时冲刷黄河中的泥沙。可以说,孙中山是上世纪第一个长江水调黄河的倡导者,这种大胆的想象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恢宏的气魄。1931年,当长江洪水淹到武汉时,知名人士翁文灏、孙越琦和张冲等人怀着“治洪救民”的激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导出部分长江之水的“川水济渭”方案。他们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水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怎么能每年放几千亿立方米洪水泛滥成灾、害人之后,白白流入大海?我们一定要实行孙文的主张:引洪济旱、引江济河!”对于孙中山的“引江济河”的主张和翁、孙、张等人的观点,毛泽东是知道的。

2.全面、表述准确,有逻辑性;

1935年的一天,率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的毛泽东,为了红军的团结,亲自去找驻扎在阿坝的张国焘。途中经过一个叫麦尔玛的村子,在村头的一个山丘上,他看到了山脚下的两条河流,一条往南,一条往北,就问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这是什么回事?有人告诉他,南面的流入长江,北面的则流入黄河。毛泽东突发奇想地说:“从山中打个洞,长江的水就流到黄河了。”这是毛泽东产生引长江水到黄河的第一次调水设想。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之后,面对干旱的黄土,又一次提到他在四川看到这个山丘时形成的设想。

3.不超过400字。

今天,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这一设想。他说:隋炀帝一辈子挨骂,但大运河这件事他做对了……今天,我们可以考虑从长江借点水到黄河来。

四、参考给定材料,以“弘扬黄河精神”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河南省开封的河南军区。大家都休息了,可是毛泽东房间的灯光还亮着,毛泽东在灯下兴致很高地阅读《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到一地,都要找当地的方志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要求:

31日,毛泽东要到河南省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当年,这里还是平原省。要进入平原省了,毛泽东就坚持不要河南省的负责同志陪同了。在离开开封北上的时候,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王化云及河南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再次说了那句话:“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

这句话后来广泛流传,成为一代人治理黄河的口号。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陪同毛泽东考察黄河的叶子龙晚年回忆道:“许多回忆文章都谈到,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心情很好,并与随行人员和当地领导谈古论今。但据我的亲身体验,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视察黄河的过程中,他的表情是颇为凝重的。他对我说过:‘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害苦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他始终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样化害为利,让黄河造福于人民。在他的心目中,黄河是与人民连在一起的。他深深地爱着黄河,爱着人民。对人民的疾苦他充满了同情。”

3.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

亲手摇开了引黄灌溉大闸

上一页12下一页

原来毛泽东没有准备到郑州,但当专列到达郑州境内时,毛泽东提出在这里下车到邙山去看一看,目的是看一看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登上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过黄河到北岸后,毛泽东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工程渠首闸,向陪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灌溉效果。当听到赵明甫汇报说人民胜利渠能引黄40个流量,灌溉40多万亩,发展可达70多万亩时,毛泽东很高兴并说:是否下游各县都搞上一个闸?

分享到:

毛泽东临时决定,到黄渠去看一看。毛泽东率一行人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的汇报和介绍。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建议。最后,毛泽东带商量的口气对管理人员说:把闸门打开,看一看进水可以吗?陪同人员告诉毛泽东,现在这里还没有通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我们一起去摇开大闸好吗?说完,毛泽东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摇引黄灌溉大闸。闸被毛泽东等人摇开了,黄河水流进水渠。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坐下来,点燃一支烟,边吸烟边看着流进水渠的黄河水,说:沿黄河一线,如果每个县都能建一座引黄河水的大闸就好了。在回列车的路上,他又说:“变害为利,这是最好的办法。”毛泽东上了专列,向北驶去。在专列上,毛泽东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过去黄河下游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

11月1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着名的殷墟。

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之后,毛泽东于11月2日乘专列北上,11月3日凌晨1时回到北京。

晚年仍然惦记着第二次考察黄河

自从第一次考察黄河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第二次考察黄河,同时也考察长江。他设想,第二次考察黄河,不要坐火车了,一定要骑马考察。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他要视察黄河、长江。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涡江而上,到她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喜马拉雅山,沿长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了,顶多五年计划。”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与他的卫士长张仙朋聊天时说了他的志向:“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北考察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拼命游上了岸。”略加思索后,毛泽东又说:“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第二次考察黄河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要练习骑马,要学会查资料,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有搞地理的,搞历史的。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织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随毛泽东考察黄河。这支部队已经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好几年了。1964年夏天,还把毛泽东驯养的马运到北戴河,让毛泽东骑上走了几圈。当时还有人拍摄了毛泽东骑马的照片。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这一年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中央高层考虑直接出兵或怎么样间接援助越南之事。毛泽东在这一年的8月6日,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就是准备好了的考察黄河的行动。这个行动自然被取消了。

但是,高智没有忘记毛泽东的任务。他于1965年在出国去印尼之前,乘车从西安到北京,沿路对黄河进行了调查,还做了详细的记录。哪个地方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什么洞,最长的洞有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等,都有详细记载。到北京后,高智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问了西安到北京黄河的情况。他说:“我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在延安呆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可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最终没有实现第二次考察黄河的心愿。但是,他对黄河的情感和关注,一直伴随他终生。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CopyRight © 2015-2020 365bet手机备用网址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